艺术的发展，始终离不开社会的赞助。在中世纪，艺术家为教会创作，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有钱有势的凡人开始订制艺术作品，显示和加强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文艺复兴运动发端于佛罗伦萨，到15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产生了布鲁尼和阿尔贝蒂这样的人文主义者，以及伟大的雕刻家多纳太罗和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这与梅迪奇家族重新控制佛罗伦萨城正相巧合。

　　梅迪奇家族是当时意大利最有势力的，他们依靠银行业发迹，在15世纪早期一统银行业的天下。罗马教廷从欧洲各国收钱，形成国际货币交易业务，梅迪奇家族即负责此项业务。到15世纪30年代，科西莫•德•梅迪奇已是全城最富的人，他商业上的成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1433年，他的共和国敌人认为他对自由城邦造成了威胁，将他驱逐出境。1434年，他卷土重来，在教皇Eugenius IV的帮助下，重建了他的佛罗伦萨经济和政治王国。Eugenius IV在科西莫被流放前曾被流放到佛罗伦萨城，科西莫对他进行了庇护，两人建立了牢固的友情。这次两人联盟，其威力可想而知。科西莫实际上操纵了共和国政府的权力。直到1494年，梅迪奇家族的影响笼罩了整个城邦，从未减弱。虽说佛罗伦萨没有变成米兰那样的暴君统治的城邦，但也失去了原来的共和国的色彩，一个家族垄断全城的政治和经济，这种情况更像一个王国，虽然，该家族没有正式给自己戴上君王的帽子，依据官方的说法，他们都是普通的公民。梅迪奇的权威，时而也受到政敌的挑战，1478年，佛罗伦萨城一些有势力的家族联合罗马教廷，阴谋推翻梅迪奇的统治，但他们没能得逞。梅迪奇家族能够立于不败之地，除了他们无可比拟的经济实力外，还依托城里许多家族的支持。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具有超群的政治手腕和智慧。

　　在文艺复兴期间，意大利半岛处于混战阶段，佛罗伦萨是一个小国，不断受到外部势力侵略的威胁，其共和国政府并无力保证她的安全。佛罗伦萨市民需要他们可以领带的铁腕人物，引导他们免于战争与侵略。他们认为梅迪奇家族可以起到这种保安作用。米兰一直对佛罗伦萨虎视眈眈，科西莫出面调解，使佛罗伦萨与敌国建立了联盟。从1454年到1494年，佛罗伦萨人民过着和平的生活，没有遭受意大利内部战争的侵扰，也没有受到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强国的侵略。在1494年法国和西班牙开始进攻意大利之前，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运动一直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梅迪奇家族中的两位代表人物是科西莫和洛伦佐。他们不仅是政治家，而且是趣味高尚的艺术赞助人。他们一方面拥有财富，另一方面对古典艺术和文学情有独钟。科西莫深信，古典文学包含着真理的精神价值，而只有谙熟古希腊语，才能享受这样的精神食粮。1439年，希腊教士和学者汇聚佛罗伦萨，签订天主教与希腊正统教会的合并盟约，科西莫会见了与会者，他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受到了进一步的刺激。在他的晚年，他指定佛罗伦萨年轻学者菲奇诺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译成拉丁语，这对文艺复兴新柏拉图主义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洛伦佐•梅迪奇是一位诗人，具有很高的文学品味。从传世的梅迪奇家族与艺术家签订的合同来看，从1434年到1494年间，佛罗伦萨已经在共和国制度中建立了一种宫廷式赞助制度。最早与梅迪奇家族签定合同的有布鲁内莱斯基、多纳太多、费齐诺、波利支雅诺、波提切利等著名艺术家和学者。西方历史上，我们很难举出另外一个长期由艺术鉴赏家统治的文化之城。

　　洛伦佐•梅迪奇大力赞助诗人、古典学者和画家，在佛罗伦萨创造了一种前所未闻的知识和文化氛围，他的宫殿和乡村别墅成了文人骚客集聚的中心，这些富有原创力的人们经常会面，讨论学术，其领袖人物就是新柏拉图主义者菲奇诺。在传统上，人们把这个文人团体称为“柏拉图学院”。在这批文人中，还有兰迪诺[Cristoforo Landino]，他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对但丁和维吉尔的著作做了新的解释。另外一位著名人物是[Angelo Poliziano]，他是古典学者和诗人。他们热爱文学，尤其是精通古典文学和柏拉图的著作，围绕着共同的爱好，他们形成了所谓的“新柏拉图学派”。

　　他们崇尚柏拉图思想中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是菲奇诺对柏拉图重新解释的结果。菲奇诺深信，现实的事物并非是真正的事物，而是真实事物的阴影或图像。人的灵魂，是非物质的，包含着内在之光，受上帝之光吸引的内在精神。柏拉图的哲学传递的就是这个信息，中世纪人信奉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错误的，因为它提倡更科学地看待自然，更注重物质因素，这在本质上是异教情怀。菲奇诺从柏拉图学说中演绎出了自己的思想，他认为上帝的创造是爱的作品，人类的爱就是对美的渴望，而对美的渴望最终就是对上帝的渴望。
菲奇诺的推论并没有什么独创性，也根本经不起逻辑的分析。但是，他建立了一种吻合当时知识环境的思想体系，激发了古典学者和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菲奇诺对占星术也极感兴趣。古代诸神在中世纪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一旦将关于诸神的故事处理为寓意，这些故事就有实用意义，因为他相信，诸神对应于占星术中的天体力量，例如，维纳斯星座是与女神维纳斯这一古典观点相联系。据此，维纳斯代表爱，情人之间的爱受到维纳斯的影响。菲奇诺也相信巫术的魔力。他认为，优秀而自然的巫术对人类有益，劝导人们去接受赋予生命的丘比特和维纳斯的影响，而要回避代表忧郁的土星的侵扰。菲奇诺是一位牧师，教会权威们对占星术和巫术心怀疑虑，菲奇诺则认为自己是在拓宽基督教思想，但教会谴责他的思想恰恰违背了基督教教义。如果菲奇诺不是在独立的佛罗伦萨的土壤上培植他的新柏拉图主义，如果没有强大的洛伦佐•梅迪奇和他的文人朋友的支持，他就不可能逃脱教会的镇压。

　　菲奇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和他的朋友圈子在视觉艺术上产生了硕果。在菲奇诺的时代，佛罗伦萨出现了一批表现世俗题材的美术作品。艺术家们把表现宗教题材的手法运用到了表现人世间的爱的绘画中去了。宗教的题材转化为世俗的表现。从这一点上说，文艺复兴关注人性的解放。然而，现代学者认为，很难在文艺复兴哲学家、作家和画家与雕刻家之间找到直接的联系。但是，诸神和有关诸神的故事成为高雅艺术的题材，人们对此已无疑问，这种情况真是开天劈地第一回。米开朗基罗的传记作家Condivi告诉我们，米开朗基罗尚未成名里，曾受雇于梅迪奇花园，菲奇诺的朋友、诗人Poliziano常给米开朗基罗讲述古典故事，激励年轻的艺术家学习。有一天，他建议米开朗基罗以the vape of Deianira 和the battle of the centaurs为题材进行创作，为此，他详细地讲解了故事的每一个情节。可见，菲奇诺圈子的文人给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方案。

　　山德罗•波蒂切利的绝世名作《维纳斯的诞生》和《春》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委托波蒂切利画这两幅作品的赞助人，是富强的梅迪奇家族中的成员，富商洛伦佐、迪•皮耶尔弗朗切斯科•德•梅迪奇。在文艺复兴期间，大多数画家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自己不可能了解古典题材，通常是由赞助人或博学之士向他们讲解古典传说，然后依据听到的故事作画。给波蒂切利讲解故事的人可能是诗人Poliziano，他向画家描绘了古人心目中维纳斯从海中出现的情景。维纳斯乘着巨大的贝壳，从海中浮现，在飘落的玫瑰花中，抱着Chloris的风神，从天上飞翔而来，吹气将贝壳推向岸边，在那里，手持紫红色斗篷的仙女正准备迎接她登岸。波蒂切利画中的维纳斯，体态轻柔袅娜、双手优美地遮掩玉体，她的姿态源于古典的维纳斯雕刻，然而她那诱人的天真面容则属于新的传统，常见于波蒂切利所画的圣母像。

　　波蒂切利如此巧妙地把Poliziano的语言描述转化为优美的图画，真令我们赞赏不已。古典神话故事和新的绘画语言在此完美地融为一体。波蒂切利是在描绘宗教故事的绘画传统中训练出来的画家，他笔下的维纳斯模仿古典雕刻，但这两种传统结合使他创造了一个自然世界中天真无邪的女性理想。这位女性是那么的优美典雅，以致我们不会注意到画家对他所作的变形处理，如拉长的脖子和直削而下的双肩等。画家为了表现轮廓线的优美而改变了自然形象，增强了设计上的美与和谐。这幅绘画，历经数世纪的趣味变迁，从来没有丧失对我们的吸引力。优美娇柔的人物造型，仿佛是从天国送往我们岸边的恩赐，为世世代代所欣赏。而在这天国礼物的背后，隐藏着赞助人、学者和艺术家合作的历史故事。